（来源：廊坊日报）
转自：廊坊日报
大姐是1964年1月出生，出生那天是农历兔年腊月十七，接生婆把瘦小的婴儿拿一块头巾布包裹着放到母亲的被窝里，说这孩子命苦。母亲问为什么，接生婆表示，腊月里天寒地冻的，兔子没地方觅食去。
大姐是家里第一个女娃，下面跟着五个弟妹。娘总说“老大要顶半个家”，这话像一块巨石，从大姐记事起就重重地压在她稚嫩的肩膀上。
那时候家里真穷，五六个孩子挤在土炕上，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轮着穿。锅里的玉米糊糊永远稀得能照见人影，红薯和土豆是一年四季的主粮，青黄不接时，我们还经常饿着肚子，我记得大姐实在饿极了，爬到树上抓毛毛虫吃，吃得满嘴都是绿汤子。
大姐长到十一岁，刚念完小学三年级，家里缺劳动力，母亲就把她的书包偷偷地塞到柜底，说“先去挣工分，等弟妹大了再念”。大姐就跟着姑姑婶子们下地，每天天不亮就揣个凉窝头出门，割稻子割得手心冒血泡，晚上回来还得给弟妹洗尿布。大姐成了家里的“小大人”，挑水、喂猪、割猪草、带弟弟妹妹，手里的活计就没停过。有回她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摸出书包翻语文书，刚认了两个字，就被进来送柴的父亲撞见，书被扔到灶膛里，火舌舔着纸页。大姐眼眶泛红，愣是忍住没哭。
展开剩余78%1977年冬天，公社搞修建伊逊河渠口“大会战”，从各个大队抽调民工。那时候大姐才14岁，个子没长开，瘦得像根豆芽菜，就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上了工地。工地上全是冻土，一镐下去只能砸出个白印子。他们要把土刨松，再装到独轮车上，推到两里地外的洼地去。独轮车比大姐还高，她得弓着腰，双手攥着车把，肩膀上勒着粗麻绳，一步一步往前挪。有时候车装得太满，上坡时实在推不动，车就往回滑，她只能死死顶住，手心磨出了血泡，血泡破了，沾着泥土，疼得钻心。
工地上没有热饭，早上带去的玉米饼子，到了中午就硬邦邦的，咬都咬不动。冬天冷，水缸里的水冻成了冰，想喝水只能找块石头砸开，捧着冰块往嘴里塞。大姐饿了就啃两口凉饼子，渴了就嚼几块冰。时间长了，她就落下了毛病，一吃凉的就肚子疼，后来连热乎饭吃多了都胀。每年过年，家里难得蒸两屉大黄米年糕，煮几块肉，弟弟妹妹们抢着吃，大姐却不敢多碰，吃两口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只能躲到一边喝碗热粥。过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别的孩子都欢天喜地出去玩，大姐因为肚子难受躺在土炕上睡觉。母亲总说：“这孩子苦命，好东西都享不了福。”
就这么苦熬着，大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，晚上回来还要缝缝补补，伺候一家老小。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关节又粗又大，脸上也早早有了皱纹，看着比同龄的姑娘老了好几岁。
大姐二十岁那年瞒着家里跟人去了一趟城里。在长途班车上，邻座的女人说保定如何如何好挣钱，大姐攥着兜里仅有的五块钱，心里头鼓着劲——她想逃，逃开永远干不完的活计和弟妹们伸过来的手。有一天，她跟母亲说：“娘，我要嫁人，嫁到保定容城去。”母亲愣了，容城离我们家有八百多里地，她一个姑娘家，怎么会认识那里的人？后来才知道，是那个邻座女人牵的线，男方是容城县的，比大姐大十岁，家里条件据说还不错。母亲哭着劝她：“家里是苦，可你也不能往那么远的地方跳啊！万一受了委屈怎么办？”大姐只是摇头，她说：“妈，我就是想离开这里，我不想一辈子都这么累。”
没人能劝住她，她就这么自作主张地嫁了过去。结婚那天，她没穿红嫁衣，就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背着一个旧包袱，跟着男方来的人走了。我们都以为她能过上好日子，可没过多久，就听说她在那边过得并不好。
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可情商低得很，不会说话，也不会疼人。大姐刚嫁过去，就跟着姐夫下地干活，种玉米，晒花生，收小麦，样样都干。后来地里的收成不够，大姐就想着找点别的活计。她先是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收破烂，纸壳、塑料瓶、废铁，什么都收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踩着露水走，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，背上的麻袋越来越沉，肩膀上的勒痕就没消过。收破烂挣不了几个钱，她又改去菜市场卖菜。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去批发市场进货，挑最新鲜的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，然后蹲在市场的角落里卖。夏天太阳晒，她的脸被晒得黝黑，额头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淌。冬天寒风刺骨，她的手冻得又红又肿，拿秤杆都费劲。一双常年浸在寒气里的手早已冻得红肿开裂。
日子就这么熬着，大姐也失去了最美好的人生时光。直到大姐五十四岁那年，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传到村里。那天姐夫从外面跑回来，脸涨得通红，说“咱这里房子要拆了”。大姐起初不信，直到拆迁办的人上门量房，她还懵懵的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觉得像做梦。补偿款到账那天，她去银行查余额，看着那串数字，手都在抖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她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
没过几天，大哥从老家来了。大哥在老家包工程，成立了一个皮包公司。大哥穿得笔挺，说话一套一套的，说：“姐，你把钱放我这，保准比存银行强，过两年给你翻番。”大姐这辈子没跟“公司”打过交道，但她信大哥——那是她从小带大的弟弟，当年她辍学，也是为了让大哥能念完初中。她没跟姐夫商量，第二天就把钱转进了大哥给的账户。
起初大哥还偶尔给她打个电话，说公司运营得好，后来电话越来越少，再后来，她打过去，要么没人接，要么就是女秘书说“老板在忙”。去年过年，她回老家找大哥，公司大门紧闭，贴着法院的封条。她在门口站了半天，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，白了一片。大哥后来给她回了个电话，声音含糊，说：“钱被套住了，再等等吧！”
现在大姐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还是停不下来。她不再收破烂、卖菜了，而是在新区的购物中心里找了份活计，缝衣服、剪线头，每天还是早早出门，晚晚回来。她的腰已经弯了，走路也不如以前利索，肚子还是不好，还是不能吃好东西。每天回家，沏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喝下去，这就是她的一顿晚饭。
前几天我去看她，她正在楼房的阳台上择菜，阳光照在她的身上，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我问她：“姐，你这辈子这么累，后悔吗？”她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笑了笑说：“后悔啥？人这辈子，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？”说完，她又低下头择菜，手指在菜叶间灵活地动着，就像她这辈子，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，从未停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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